导读
“金钱如何腐蚀政治？”2002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两位教授，接受了《大西洋月刊》的约稿，就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历时三年撰写了一篇特写文章。但在作者完成该文章并加入了编辑们的几乎所有建议之后，《大西洋月刊》拒绝了稿件，即使作者愿意作进一步修改也不行。2006年，该文最终发表于《伦敦书评》，作者随即遭受了猛烈的人身攻击：“文章一开始的时候引发了来自以色列游说集团中那些著名团体或个人的猛烈批评，我们两位作者则被‘反诽谤联盟’、《耶路撒冷报》、《纽约太阳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谴责为反犹分子。《新共和》杂志则用了四篇不同的文章来攻击我们的文章，而且还有很多批评者指责——错误地指责——我们犯了无数的历史事实错误。” [1]随着辩论的深入，两位作者觉得有必要以专著形式系统地阐述问题、回应批评、提供更多证据及讨论美国应如何在中东推动自己的利益，他们随后写作的《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一书于2008年出版（中文版于2009年出版）。本文是对两位作者在哈佛大学网站上的相关论文的节译，该论文是他们发表于《伦敦书评》的文章的完整版，曾在短短的四个月时间内，获得了27.5万次的下载。文章原始链接见哈佛大学网站：https://www.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israel-lobby-and-us-foreign-policy
【译文】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外交政策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2006年3月
摘要
在这篇论文中，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的约翰·米尔斯海默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斯蒂芬·沃尔特认为，美国中东政策的核心是与以色列的亲密关系。两位作者论证，尽管人们通常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忠诚反映了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或不可抗拒的道德义务，但实际上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活动。本文随后描述了亲以色列团体为使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转变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本文编辑修改后的版本发表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第28卷第6期上（2006年3月23日），可以在线访问：https://www.lrb.co.uk/the-paper/v28/n06/john-mearsheimer/the-israel-lobby
以色列游说集团
原因在于以色列游说集团无与伦比的力量。如果不是游说集团有操纵美国政治体系的能力，那么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远不会像今天这样亲密。
什么是游说集团？
我们用“游说集团”作为一种方便的简称，它指的是积极致力于让美国外交政策向亲以色列方向发展的个人和组织的松散联盟。我们使用该术语并不意味着“游说集团”是在中央核心领导下的统一运动，也不是说集团中的不同个体在特定问题上不会存在分歧。游说集团的核心是美国犹太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付出了巨大努力来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推进以色列的利益。他们的活动不仅限于投票给亲以色列的候选人，还包括写信运动、捐款并支持亲以色列的组织等。但也不是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属于游说集团，因为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以色列并不重要。例如在2004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约有36%的美国犹太人表示他们对以色列的情感依恋是“不强”或“完全没有”。美国犹太人在对以色列的具体政策上也有分化。游说集团中的许多主要组织，如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缩写AIPAC，以下简称“委员会”）和美国大犹太组织总统会议（Conference of Presidents of Major Jewish Organizations，缩写CPMJO），都是由强硬派负责管理的，他们普遍支持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包括对奥斯陆协定的敌意。另一方面，大部分美国犹太人更倾向于对巴勒斯坦做出让步，还有少数团体（如犹太和平之声）强烈主张这样做。尽管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存在这些分歧，但它们都支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译注：《奥斯陆协定》是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的一对协议，即1993年在华盛顿特区签署的《奥斯陆协定一》和1995年在埃及塔巴签署的《奥斯陆协定二》。它标志着奥斯陆进程的开始，该进程旨在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和338号决议达成和平条约，并实现“巴勒斯坦人民自决权”。]毫不奇怪，美国犹太领导人经常与以色列官员进行磋商，以使得前者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在美国的影响力。正如某个重要犹太人组织的一位活动家写的：“我们经常说：‘这是我们在某个问题上的政策，但我们必须看看以色列人的想法。’作为一个团体，我们一直这样做。”此外，反对批评以色列的政策也是一项重要准则，美国犹太领导人极少支持对以色列施加压力。因此，当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埃德加·布朗夫曼（Edgar Bronfman Sr.）在2003年年中给小布什总统写信敦促布什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其停止建设有争议的隔离墙时，被人指责“背信弃义”。评论家称：“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在任何时候游说美国总统反对以色列政府正在推动的政策，都会是骇人听闻的。”类似地，2005年11月，当以色列政策论坛主席西摩·赖希（Seymour Reich）建议美国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向以色列施压，重新开放加沙地带的重要过境点时，批评者指责他的行动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并称“犹太人的主流绝对没有积极游说反对以色列安全政策的空间”。受到这些攻击后，赖希退缩了，表示：“谈到以色列时，我的词典里没有施压这个词。”美国犹太人组成了一系列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强有力组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merican-Israel Public Affairs Committee，缩写AIPAC，以下简称“委员会”）就是其中最有势力也最著名的一个。1997年，《财富》（Fortune）杂志请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列出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委员会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但领先于诸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和国家步枪协会等重量级的游说团体。2005年3月，《国家》（National Journal）的一项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将委员会在华盛顿的“势力排名”中列在第二位（与AARP并列）。以色列游说集团中包括著名的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如加里·鲍尔（Gary Bauer）、杰里·法尔威尔（Jerry Falwell）、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帕特·罗伯逊（Pat Robinson），以及众议院前多数党领袖迪克·阿米（Dick Armey）和汤姆·德莱（Tom DeLay）。他们认为以色列的重生是《圣经》预言的一部分，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议程，并认为向以色列施压有悖于上帝的旨意。此外，游说集团中还包括新保守派绅士，如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已故《华尔街日报》编辑罗伯特·巴特利（Robert Bartley）、前教育部长威廉·本内特（William Bennett）、前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等。
力量来源
美国的政府分治制度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影响政策进程的方式。因此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来影响政策，比如游说民选代表和行政部门成员，进行竞选捐款，在选举中投票，塑造舆论等等。此外，特殊利益集团在投入某一特定议题时，由于大多数人对该议题无动于衷，集团便会享有不成比例的权力。即便他们人数很少，决策者也会倾向于让关心这一议题的人接受，他们自信其他人对此没有意见。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力量来自其无与伦比的参与利益集团政治游戏的能力。他们的基本运营与其他利益集团——如农场游说集团、钢铁和纺织工人或其他族裔的游说集团——并无区别。以色列游说集团的特异之处在于其非凡的效力。但美国犹太人和他们的基督徒盟友试图让美国政策摆向以色列一方的做法，并没有任何不正当。游说集团的活动并不像《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这样的反犹太派作品描绘的阴谋。在大多数情况下，游说集团的个人和团体做的都是其他特殊利益集团做的事，只不过做得要好得多。此外，亲阿拉伯的利益集团几乎不存在，这让游说集团的任务变得更加轻松。[译注：《锡安长老会纪要》是1903年在沙俄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其他中文译名包括《锡安长老议定书》、《犹太贤者议定书》、《犹太精英协议》等。]
成功策略
游说集团奉行两项促进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广义战略。首先，它会在华盛顿施加重大影响，迫使国会和行政部门彻底支持以色列。无论某个法律制定者或决策者本人的观点如何，游说集团都会尝试让支持以色列成为“明智的”政治选择。其次，游说集团通过不断重复以色列建国的神话，在政策辩论中宣传以色列的立场，努力确保公众从正面角度接受对以色列的描述。这么做的目的在于防止对以色列的批评性言论在政治舞台上获得公正的听证。控制辩论对于确保美国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对美以关系的坦白讨论完全可能导致美国人民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政策。
影响国会
游说集团的有效性的一大支柱是它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在国会里，以色列实际上是批评不得的。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状况，因为美国国会几乎从不回避争议性的议题。无论议题是堕胎、平权、医保还是福利，都肯定会在国会山上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在以色列问题上，可能的批评者都保持了沉默，几乎没有辩论。游说集团在国会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是集团中的某些重要成员是基督教复国主义者，比如迪克·阿米（Dick Armey），他在2002年9月表示“我的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务是保护以色列。”人们会认为任何美国国会议员的第一要务都应该是“保护美国”，但阿米不是这么说的。此外，犹太参议员和犹太国会议员也努力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支持以色列的利益。游说集团的另一个权力来源是亲以色列的国会工作人员。正如委员会的前官员莫里斯·阿米塔伊（Morris Amitay）曾经承认的那样：“在（国会山），有很多工作人员……恰好都是犹太人，他们愿意……从作为犹太人的角度看待某些问题……这些人所处的位置都能够为那些参议员在这些领域做出决定……仅在工作人员这一层面，你就可以做到许多事。”但委员会本身才是游说集团在国会的影响力的核心。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有能力奖励支持它的议程的立法者和国会候选人并惩罚反对者。金钱在美国大选中至关重要（最近游说者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各种私下交易的丑闻恰好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委员会则会确保它们的朋友从诸多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获得强大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被认为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人，委员会一定会把竞选捐款送给他们的政治对手。委员会还会组织写信运动，并鼓励报纸编辑支持亲以色列的候选人。这些策略的效力毋庸置疑。只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1984年，委员会出手协助，击败了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一位著名的游说集团成员表示，他“对我们的利益不够敏感，甚至表现出敌意”。时任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戴恩（Thomas Dine）解释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所有的美国犹太人都团结起来要把珀西赶下台。而美国政治家们——现在担任公职的和渴望担任公职的——都得到了这个信息。” 当然，委员会珍视自己作为强大对手的名誉，因为它能阻止任何人质疑它的议程。委员会对国会山的影响甚至更加深远。其前工作人员道格拉斯·布卢姆菲尔德（Douglas Bloomfield）表示：“国会议员和工作人员需要信息时，通常先找委员会，然后再找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服务部、委员会工作人员或行政专家。”更重要的是，他指出，委员会“经常被要求起草演讲、制定立法、对政策提出建议、进行研究、寻找国会共同提案议员、整理表决”。最重要的是，实际上作为外国政府代理机构的委员会对美国国会有着控制权。尽管美国的对以政策对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但国会是不会就美国对以政策进行公开辩论的。这样，美国政府的三大主要分支之一就做到了坚定致力于支持以色列。正如前参议员欧内斯特·霍林斯（Ernest Hollings，南卡罗来纳州）离职时指出的：“除了委员会给你的政策之外，你不能有任何对以政策。”无怪乎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曾经告诉美国听众：“人们问我怎么帮助以色列，我告诉他们——帮助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就好了。”影响行政
游说集团在行政部门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这种权力部分源于犹太选民对总统选举的影响。尽管这部分选民数量很少（不到3%），但他们会向两党候选人捐赠大笔献金。据《华盛顿邮报》估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靠犹太支持者提供了多达60%的钱”。此外，犹太选民的投票率很高，而且集中在加州、佛州、伊利诺伊、纽约、宾州等几个主要州。由于他们的选择在票数接近的选举中至关重要，总统候选人都会尽力不与犹太选民对抗。游说集团中的关键组织也会直接针对当权的行政部门。例如，亲以色列势力会确保批评以色列的人无法得到重要的外交任命。吉米·卡特曾经想让乔治·鲍尔（George Ball）担任第一任国务卿，但他知道游说集团认为鲍尔是以色列的批评者，会反对这一任命。这种测试逼迫所有未来的决策者都必须公开支持以色列，因此，公开批评以色列政策的人在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已经成了濒危动物。这些限制至今仍然有效。2004年，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Howard Dean）呼吁美国在阿以冲突中扮演“更公平的角色”时，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立刻指责他出卖以色列，并说他的说法“不负责任”。实际上，众议院的所有民主党高层都在一封给院长的言辞激烈的信上签了名，批评他的评论，《芝加哥犹太星报》则报道称：“匿名攻击者们……正在塞满全国各地犹太领袖的电子邮箱，毫无证据地警告他们迪恩对以色列有害。”但这种担忧其实是荒谬的，因为迪恩在以色列问题上其实是个鹰派。他的联合竞选主席曾担任过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迪恩则称他本人对中东的看法更接近委员会，而不是那些支持“现在就和平”（Peace Now）的温和派美国人。迪恩只是建议为了“把他们带到一起”，华盛顿应该扮演一个诚实的中介人。这个想法几乎完全不激进，但游说集团对它深恶痛绝，涉及阿以冲突时，游说集团不能容忍不偏不倚这种想法。[译注：“现在就和平（Peace Now）”是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旨在促进以巴冲突的两国解决方案。]当亲以色列人员在行政部门中担任重要职务时，游说集团的目标就会随之实现。例如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中东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与以色列或著名的亲以色列组织关系密切的官员所决定的——包括委员会前研究副主任暨亲以色列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缩写WINEP）的联合创始人马丁·英迪克（Martin Indyk），2001年从政府离职后加入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丹尼斯·罗斯（Dennis Ross），曾居住在以色列并经常访问以色列的亚伦·米勒（Aaron Miller）等。他们都是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7月的戴维营首脑会议上最亲密的顾问。尽管他们三人都支持奥斯陆和平进程，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但他们只会在以色列能够接受的范围内这样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代表团接受了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的暗示，事先协调了谈判立场，对解决冲突没有提出自己的独立建议。不出所料，巴勒斯坦谈判代表抱怨说，他们“在与两支以色列队伍谈判——一支打的是以色列国旗，另一支打的是美国国旗”。这一情况在布什政府中更加明显，他麾下包括了狂热的亲以色列分子，如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道格拉斯·费思（Douglas Feith）、刘易斯·利比（I. Lewis (“Scooter”) Libby）、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戴维·伍姆瑟（David Wurmser）等。我们即将看到，这些官员一直在推动以色列偏爱的政策，并得到了游说集团的支持。
操纵媒体
游说集团除了直接影响政府政策外，还会努力影响公众对以色列和中东的看法。它不希望就涉及以色列的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因为公开辩论可能会让美国人质疑他们目前所提供的支持等级。因此，亲以色列组织会努力工作来影响媒体、智库和学术界，这些机构对影响公众观点至关重要。游说集团对以色列的态度在主流媒体中得到了普遍反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评论员都是亲以色列的。记者埃里克·奥特曼（Eric Alterman）曾写道，中东问题权威人士之间的辩论“是由根本无法想象可以批评以色列的人所主导的”。他列出了61位“专栏作家和评论员，他们都绝对会不假思索地、无条件地支持以色列”。另一方面，奥特曼只发现了5个会坚持批评以色列的作为或赞同亲阿拉伯立场的专家。报纸偶尔也会发表反对以色列政策的客座文章，但意见的天平显然偏向另一方。这种亲以色列的偏见也反映在主流报纸的社论中。《华尔街日报》已故编辑罗伯特·巴特利曾说过：“沙米尔、沙龙、毕比——他们想要什么，我都没问题。”无怪乎《华尔街日报》和其他著名报纸——如《芝加哥太阳报》、《华盛顿时报》等——都会定期刊载强烈支持以色列的社论。像《评论杂志》、《新共和》、《旗帜周刊》这样的杂志也一有机会就会热情地捍卫以色列。
[译注：伊扎克·沙米尔（Yitzhak Shamir），曾在八十年代两度担任以色列总理。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第11任以色列总理。“毕比”即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现任以色列总理和执政党利库德集团的主席。]《纽约时报》等报纸上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社论偏见。《纽约时报》偶尔会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有时也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不满是合理的，但并不能做到执中而行。比如，《时代》前执行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本人亲以色列的态度对他的社论选择产生了影响。用他的话说：“我对以色列的忠诚远超我敢用言语表达的程度。”他还表示：“由于我对以色列的了解和在那里结下的友谊，我们大部分的中东评论都是我自己写的。比起犹太读者，有更多的阿拉伯读者意识到了我是从亲以色列的角度来写的。”媒体对涉及以色列的新闻事件的报道要比社论和评论更中立一些，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记者们会努力保持客观，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如果不承认以色列的实际行动，就无法报道占领区的新闻。为了阻止对以色列不利的报道，游说集团针对他们认定的反以色列的新闻媒体组织了写信、示威和抵制运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位高管表示，他有时一天会收到6000封抱怨某条报道是“反以色列的”的电子邮件。同样，亲以色列的美国中东新闻报导准确性委员会（Committee for Accurate Middle East Reporting in America，缩写CAMERA）也于2003年5月在33个城市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缩写NPR）门口举行了示威，还企图说服捐助者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中东报道变得更同情以色列之前不再给电台捐款。据报道，他们的活动导致波士顿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WBUR损失了超过100万美元捐款。以色列在美国国会的朋友们也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施加压力，要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进行内部审计，并对其中东报道进行更多监督。这些因素有助于说明为什么美国媒体很少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极少质疑华盛顿与以色列的关系，以及只是偶尔讨论游说集团对美国政策的深远影响。
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的智库
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智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智库在影响公众讨论和影响实际政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985年，马丁·英迪克协助建立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标志着游说集团成立了自己的智库。尽管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淡化其与以色列的联系，代之以声称自己对中东问题提供“平衡而现实”的观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是由深入致力推进以色列议程的个人资助和运营的。游说集团在智库中的影响力远远不止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在过去的25年中，亲以色列势力在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外交政策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Foreign Policy Analysis）、美国犹太国家安全事务研究所（Jewish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JINSA）等机构中都确立了其权威地位。这些智库都是绝对亲以色列的，成员中几乎没人会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布鲁金斯学会的发展演变很好地说明了游说集团在智库中的影响力。多年来，学会的高级中东问题专家一直是威廉·宽特（William B. Quandt），他是一位杰出学者，也是前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缩写NSC）官员，在阿以冲突问题上以不偏不倚广为人知。但如今，学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工作是通过其萨班中东研究中心（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Studies）开展的，该中心的资助者是富有的以色列裔美国商人、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海姆·萨班（Haim Saban）。萨班中心的主任则是无处不在的马丁·英迪克。因此，一个曾经无党无派的中东事务政策研究所如今已经成了广大的亲以色列智库中的一部分。
学术管制
游说集团在大学校园扼杀有关以色列问题的讨论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因为学术自由是大学的核心价值之一，而终身教授也很少会屈从于威胁或保持沉默。即便如此，在奥斯陆和平进程进行中的九十年代，针对以色列只有少数批评。但当这一过程崩溃、阿里埃勒·沙龙于2001年初上台后，批评增加了。而当以色列国防军在2002年春季重新占领约旦河西岸，并对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发动大规模武力袭击后，批评开始变得尤为激烈。[译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 年 9 月—2005 年 2 月 8 日）也被称为“阿克萨群众起义”，是从2000年9月开始爆发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许多巴勒斯坦人将它看作是反抗外族占领的解放战争，以色列则认为它是恐怖运动。]游说集团侵略性地行动了起来，目的是“夺回校园”。新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如把以色列演讲者带进美国大学的“民主大篷车（Caravan for Democracy）”。犹太人公共事务委员会（Jewish Council for Public Affairs）和希勒尔国际（Hillel International）这样的知名团体加入了竞争，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以色列校园联盟（Israel on Campus Coalition），以协调寻求在大学校园里提出有关以色列的议题的诸多团体。最终，委员会用于监管大学活动、培养支持以色列的年轻拥护者的开支增加了三倍以上，目的是“在全国支持以色列的行动中大幅度增加参与的学生人数”。[译注：希勒尔国际（Hillel International）全称是“犹太校园生活基金会”（The Foundation for Jewish Campus Life），简称国际希勒尔或希勒尔，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校园组织。其组织遍布全球五百多所大学，并与上千名学生合作。共有30个前苏联社区，9个以色列社区，以及5个南美洲社区。资料来源：维基百科]游说集团还监视教授写作和教学的内容。比如，在2002年9月，两个热情的亲以色列派新保守主义者马丁·克莱默（Martin Kramer）和丹尼斯·派普斯（Daniel Pipes）建立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Campus Watch）），用于公布他们所怀疑的学者的档案，并鼓励学生举报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评论或行为。这种直接企图将学者列入黑名单并进行恐吓的行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派普斯和克莱默后来删除了学者档案，但该网站仍然欢迎学生举报美国大学中所谓的“反以色列行为”。游说集团还会将战火引向某些教授和雇用他们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由于有已故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此执教，一直是亲以色列势力攻击的的目标。前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乔纳森·科尔（Jonathan Cole）曾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杰出的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做出的任何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公开声明都会引来数百封电子邮件、信件和新闻报道，呼吁我们谴责赛义德，并处罚或开除他。”哥伦比亚大学从芝加哥大学招募历史学家拉希德·卡利迪（Rashid Khalidi）时，科尔表示“那些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的人开始疯狂投诉”。几年后，当普林斯顿考虑将卡利迪从哥伦比亚招来时，他们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2004年底发生的一件事可以作为游说集团进行学术管制的一个经典案例，当时“大卫计划”制作了一部宣传片，称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项目的教职员工是反犹主义者，会威胁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学生。亲以色列圈子立刻将哥大挖地三尺，但被指定调查此事的教职员工委员会并没有发现任何反犹太主义的证据，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件是一位教授可能对一个学生提的问题“反应激烈”。该委员会还发现这位教授曾是公开恐吓运动针对的目标。[译注：大卫计划（David Project）是希勒尔国际设在华盛顿特区的犹太人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使学生领袖能够与各种组织建立互惠互利的持久伙伴关系，从而使亲以色列成员在校园中得到团结和重视”。]这场将对以色列的批评赶出大学校园的运动最令人不安的一点，在于犹太团体努力推动国会对教授在以色列问题上的言论建立监督机制。被认定有反以色列偏见的学校将不再被给予联邦资金。这一让美国政府进行校园管制的努力尚未成功，但这一尝试说明了亲以色列组织认为对有关这些议题的辩论加以控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许多犹太慈善家会出资（在已经存在的约130项犹太研究项目之余）创立以色列研究项目，以增加大学校园中亲以色列学者的数目。2003年5月1日，纽约大学宣布成立陶伯以色列研究中心（Taub Center for Israel Studies），伯克利、布兰代斯、埃默里等学校则已经建立了类似的项目。学术管理人员会强调这些计划的教学价值，但事实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升以色列在大学中的形象而存在的。陶伯基金会的负责人弗雷德·拉弗（Fred Laffer）明确表示，他的基金会资助了纽约大学陶伯中心，以协助对抗他认为在纽约大学中东学习项目中流行的“阿拉伯视角”。
总而言之，游说集团竭尽全力让以色列在大学中免受批评。它在学术界没有在国会山那么成功，但是它始终努力遏制教授和学生对以色列的批评，如今这些批评在校园里已经少多了。
大消音器
如果不审视游说集团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反犹罪名——就无法完整讨论游说集团的运作方式。任何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或表示亲以色列组织对美国的中东政策有着重大影响力（委员会自己都赞颂这种影响力）的人都很可能被贴上反犹主义标签。实际上，任何说存在一个以色列游说集团的人都有被指控是反犹分子的危险，哪怕以色列媒体自己都会提到美国的“犹太游说集团”。实际效果是，游说集团先夸耀自己的力量，然后攻击任何注意到这一点的人。这种策略非常有效，因为反犹主义是可憎的，任何负责任的人都不希望受到这种指控。近年来，欧洲比美国更愿意批评以色列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反犹主义在欧洲的复兴。美国驻欧盟大使在2004年初表示：“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样糟糕。”评价反犹主义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证据实际上指向相反的方向。例如，2004年春，当美国蜂拥而起指责欧洲反犹主义时，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对欧洲公共舆论进行的调查显示欧洲的反犹主义实际上是在下降的，我们以法国为例，亲以色列势力经常将法国描绘为全欧洲最反犹的国家。 2002年对法国公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89%的人可以设想与犹太人同住；97%的人认为画反犹太涂鸦是严重犯罪；87%的人认为对法国犹太教堂的袭击触目惊心；85%的法国天主教徒不认为犹太人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过大。因此，法国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在2003年夏天宣布“法国并不比美国更反犹”也就不足为奇了。以色列《国土报（Haʹaretz）》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报道，法国警方报告显示，法国的反犹事件在2005年下降了近50%，而且这是在法国拥有全欧洲最高的穆斯林人口比例的情况下做到的。最后，上个月，当一个法国犹太人被一个穆斯林团伙残酷杀害时，成千上万的法国示威者涌上街头，谴责反犹主义。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都参加了受害者的追悼会，在公开场合表示对法国犹太人的声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犹太报纸《前进日报》（Forward）报道，2002年移民到德国的犹太人数甚至多于移民到以色列的，这使德国拥有了“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犹太人社区”。如果欧洲真的正朝上世纪三十年代迈进，我们很难想象犹太人会大量涌入那里。但我们也认识到欧洲并非完全没有反犹主义的祸患。没人能够否认在欧洲仍有某些恶毒的本土反犹分子（和在美国一样），但为数很少，他们的极端观点也遭到了绝大多数欧洲人的反对。没人能够否认欧洲穆斯林中存在反犹主义观点，其中一些是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所作所为引起的，另一些则直接源自种族主义。这个问题令人担忧，但并没有失控。穆斯林在欧洲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到5%，而且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努力跟这个问题作斗争。为什么呢？因为大多数欧洲人都拒绝接受这种仇恨的观点。简而言之，谈到反犹主义时，当今的欧洲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当人们要求亲以色列势力不要信口开河时，他们会声称存在“新的反犹主义”——他们把它与对以色列的批评划上了等号。换句话说，只要你批评以色列的政策，按照定义，你就是个反犹主义者。最近，英格兰教会主教会议投票决定从卡特彼勒公司（Caterpillar Inc.）撤资，原因是该公司制造的推土机被用于摧毁巴勒斯坦人民的房屋，结果英国首席拉比竟抱怨说，这将对“英国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产生最不利的影响”，改革运动的负责人托尼·贝菲尔德（Tony Bayfield）也表示：“这显然是个反锡安主义的问题——在基督教会的下层乃至中层出现了反犹态度。”然而教会既没有反对锡安主义，也没有反犹主义，它不过就是抗议了以色列采取的政策而已。他们还指责批评者以色列置于不公平的标准之下，或是质疑以色列存在的权利。但这些指控也不准确。西方的以色列批评者几乎从未质疑它的存在权，他们质疑的是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作为，而这种批评是合理的，以色列人自己也会质疑这一点。以色列也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审判。相反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作为引起了批评，因为它违反了普遍接受的人权规范、国际法和民族自决原则。而以色列也并不是唯一一个因为这些原因遭到严厉批评的国家。总而言之，其他族裔的游说者只能梦想自己也有亲以色列组织所拥有的政治实力。那么问题来了：游说集团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何影响？[译后记：本译文侧重介绍金钱腐蚀政治的组织方式和具体手段。关于以色列游说集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在原文后半部分，此处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索原文。]
Bibliography
[1] | 约. J. 米尔斯海默 and 斯. M. 沃尔特,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作者简介：本文译者CHS为理科博士，科技从业者，专长为计算机技术，有多年海外生活经历，对国外社会有独特的观察。译者授权风云之声首发。
责任编辑：陈昕悦